基因組分析顯示，尼安德塔人和智人曾經混血

 

根據德國萊比錫馬克士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帕波（Svante Paabo）的說法，今日居住在非洲以外的人，體內有4%的DNA來自尼安德塔人，是尼安德塔人與早期智人混血繁衍的後代。帕波的團隊從克羅埃西亞文狄甲洞穴出土的三根3萬8000年前的尼安德塔人骨頭化石取得DNA，建立了第一個尼安德塔人基因組草圖，大約是尼安德塔人完整基因組序列的60%。

帕波和同事將他們的發現發表在5月7日的《科學》上。其中，現代智人基因組中含有尼安德塔人的DNA，讓研究人員大吃一驚，帕波在5月5日接受連線訪問時表示：「起先我以為這只是統計上的偶然。」這項發現和他過去的研究結論剛好相反：帕波和同事在1997年率先完成了尼安德塔人粒線體DNA的定序（粒線體是細胞中負責生產能量的胞器，擁有不同於細胞核DNA的獨立DNA），當時的分析顯示，尼安德塔人對現代智人的粒線體DNA並無貢獻。不過，粒線體DNA只佔一個人基因組成的極小部份，因此不能排除從細胞核DNA得出不同結果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其他遺傳分析研究都讓科學家認為，源自非洲的智人在散佈到其他地區時，並未與其他古人類雜交，而是直接取代了他們，這就是「出非洲替代說」。

但顯然他們混血過。當帕波團隊檢查現今人類基因組變異模式時，他們發現有12個基因組區域的變異只發生在非洲地區以外的族裔，而不見於非洲族裔，這些變異可能源自生活在歐亞大陸的尼安德塔人。研究人員比較這些區域與剛完成定序的尼安德塔人DNA，發現有10個區域吻合，意味在這12個變異中，有10個來自尼安德塔人，不過這些區域在功能上並不重要。

有趣的是，由於尼安德塔人在歐洲活動最久，直到2萬8000年前才消失，我們可能會預期歐洲人和尼安德塔人的血緣特別親近，但研究人員卻發現，現今法國人、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和中國人與尼安德塔人的序列相近程度不相上下。研究人員的解釋是，雜交可能發生在8萬~5萬年前的中東地區，在現代智人散佈到舊世界的其他地區、演變成不同種族之前。

某些古人類學家對這個雜交的概念並不意外，他們根據化石基礎，很早就提出「早期智人曾與歐亞的尼安德塔人和東亞的直立人等古人類物種雜交，這些古人類應該也是我們祖先」的觀點，也就是現代人類起源的多地區演化說。因此對這些古人類學家來說，在現今人類基因組中找到尼安德塔人的DNA是好消息，倡議該學說的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沃波夫（Milford H. Wolpoff）表示：「這是多地區演化說的重要證據。

撰文／黃凱特（Kate Wong）
翻譯／涂可欣

瞭解更多有閼尼安德塔人的滅絕,可參考Discovery紀綠片 : 科技長征：消失的尼安德塔人

為什麼要社會主義?（愛因斯坦於1949年發表）

        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推倒了主導西方科學二百餘年的牛頓古典力學﹐人類的宇宙觀為之丕變﹐物理學自此開啟了新的紀元﹐舉世無不推崇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但較不為人知的是愛因斯坦自青少年時期始﹐終其一生都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1949年（70歲）5月發表“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他除了孜孜於科學研究﹐對人類的命運也無時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深為憂懼在科學昌明下﹐戰爭恐有毀滅人類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商討消弭戰爭之道。信中痛責各國壟斷政治﹑經濟權力的一小撮統治階級利慾薰心﹐為了一己的私利與權位而不惜發動戰爭﹐以萬民為芻狗。二戰期間﹐他旅居美國﹐卻因他思想左傾並參與了左派的反戰和平集會﹐美國聯邦調查局自1940年始﹐便嚴密監視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監視他的檔案材料累計達數千頁之多。1947年﹐當愛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監控後﹐深表失望地說﹕“我之所以選擇美國﹐是因為我聽說這個國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選擇美國作為自由的國度﹐實際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終生無法彌補。”

　　下文是愛因斯坦在1949年為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創刊而作。文中詳述了他主張社會主義的理由﹐後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與1994年五月﹐《每月評論》又兩度重刊本文。在半個多世紀後﹐衡諸當世﹐再讀斯文﹐仍有足多發人深省之處﹐爰加迻譯﹐以饗讀者。────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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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個並非經濟與社會問題專家的人來表達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恰當嗎﹖我有許多的理由認為這並無不當。
　　我們先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天文學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看來似乎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都試圖從特定類別的現象中發現普遍認可的規律﹐使這些現象的相互聯繫盡可能明白易解。但實際上﹐兩者的研究方法確實存在差異。被觀察的經濟現象經常受到許多很難分開評估的因素的影響﹐這就給發現經濟學的普遍規律造成困難。此外﹐眾所週知﹐自所謂文明時期開始﹐對人類的歷史經驗有重大影響與限制的﹐絕不僅僅只是經濟因素這一項。例如﹐歷史中的大國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來。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國家中﹐從法律上與經濟上都自居為特權階級。他們壟斷了土地所有權﹐從本民族中任命教士。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劃分歷久不變﹐並創造一套道德規範﹐使人民的社會行為不太自覺地循規蹈矩。

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最多能提供達成目標的手段

　　但歷史傳統是關乎所謂昨日之事﹔至今我們仍未克服凡勃倫【譯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著有《有閑階級論》等名著】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我們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屬於那個時期﹐而且就算我們能從那個時期的經濟事實得出一些規律﹐也無法應用到其他時期。由於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並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時期﹐當前狀態的經濟科學對闡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實在沒什麼幫助。
　　再者﹐社會主義是由一個社會——道德的目標所指引的。然而﹐科學無法設定目標﹐更無法把目標浸潤於人類心中。科學最多能提供達成某種目標的手段。但目標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設想出來﹐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夭折﹐而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被許多人奉行不輟﹐這些人在半知半覺中就會推動社會緩緩演進。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必須警惕﹐在對待人的問題時﹐不要過於高估科學與科學方法﹔我們切莫以為﹐對於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只有專家有權表達他們的看法。
　　近些時日來﹐斷言人類社會正遭逢一場危機而岌岌不保的說法甚囂塵上。這種情況特有的表現就是個人對所屬的群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這裡且記述一段個人經驗﹐以闡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與人為善的才智之士論及恐怕有再爆發一場大戰之虞﹐就我看來﹐果然成真則人類得倖存者幾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組織可保人類免遭此大禍。一聞此言﹐我的訪客隨即冷冷地對我說﹕“你為什麼這樣極力反對人類滅絕呢﹖”
　　我確信﹐僅在一個世紀前﹐不會有人這麼若無其事地說出這種話。這種話出自力圖達到內在平衡卻不可得﹐終乃或多或少灰心喪志的人。這表示這些日子裡許許多多的人正飽受孤獨與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這樣的問題容易﹐但要回答卻難有把握。我深知我們的情感與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無法言簡意賅地表述。

個人的生存依附於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慾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衝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於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係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於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於“社會”這個小字眼後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於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係卻是多種多樣且易於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麼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麼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
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鬥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並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註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罪惡之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麼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並非太過甚其辭。
　　現在我可以簡單陳述﹐就我看來﹐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於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並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脣齒相依的關係﹐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係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慾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於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於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依我之見﹐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於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藉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產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並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於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於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瞭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部分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於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並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徵﹕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願訂立。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鬥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於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斲傷。

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我認為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於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我深信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於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然而﹐必須記住計畫經濟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可能同時發生個人完全的奴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解決一些極為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鑑於政治與經濟權力集中的範圍極為廣泛﹐怎樣才能避免官僚體系專權跋扈﹖怎樣才可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從而確保反制官僚權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釐清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由於在當前的環境下﹐自由而沒有阻礙地討論這些問題被懸為厲禁﹐我認為這本雜誌的創刊對公眾是個重要的貢獻。

人類文明進程

     

研究社會學的人,一定對這個名詞並不陌生,那就是社交網絡,今日我們聚焦在溝通上,說起這個,我們必需從人類的自然史上開始說起,人類與非洲大猿同宗,大約七百萬年前才與星猩猩分化開來,走上獨立的演化道路,雖然現在還沒有一個完整,融貫的人類自然史「故事」可說,大關大節可是清楚得很,足夠我們了解自己。

一,大約在七百到五百萬年前,人類的祖先(人科始祖)才從非洲大猿家族中分化出來。那時的「人」,除了行走姿態己經直立,腦量與行為似乎與大猿沒甚麼差異,把他們看成「直立猿」較貼近事實。

二,「直立猿」解放了的雙手,起初沒搞出甚麼名堂。這樣過了好幾百萬年,沒留下甚麼業績可供憑弔。

三,到了兩百五十萬年前,「直立猿」開始製作石器,揭開舊石器時代,這時「直立猿」己分化成南猿屬與人屬,每個屬都不只一個物種。在東非與南非,各有一個以上的物種生活,棲息地也重疊

四,學者相信人屬才會製造石器我們是人屬這一系的後代。

五,兩百萬年前左右人屬開始走出非洲。

六,一百五十萬年前,新型石器「手斧」出現。手斧造型對稱,形制固定,顯示製作石器的觀念與技術都有突破。

七,約四十募年前,舊石器時代步入中期,石器以「石片器」為主。製作石片器,必須先修整石頭,成為形狀適當的石核再從石核打下石片做工具。生活在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人類,化石最豐富,也最有名的就是歐洲的尼安德塔人。
八,四萬年前,形態與我們完全一樣的現代人在歐洲出現,舊石器時代晚隨即展開。石瓣器、複合工具,骨器一藝術品,繪畫都出現了,任有物品都有我們一眼就可以辫認出的「人的特質」,尤其是洞穴壁畫。

     從上面的大綱,我們可以得到幾個結論:
 
一, 人類追自然史並不反映甚麼「天命」。「人」從非洲大猿家族中分化出來了之後,至少有三百蒠年,沒有表現出甚麼「人性」。

二, 人科在三百萬年前到兩百萬年前突然開枝散葉,興盛得很。但是這並不代表後來成為我們的直接祖朱的人屬,是「直立猿」的命定歸宿。我們最多可以說,「直立猿」花了三百萬年以上的時間摸索演化的出路,這時才找到了新的實驗路徑,而發明石器,只是其中一個方向。
三,值得注意的是,三百萬年前之間,地球的氣溫己經朝向「冰河時代」滑落。人類自然史最關鍵的階段,是在氣得變化劇裂的「冷河時代」中完成的。

四,最難以理解的,就是人類的「文化史」與「自然史,並無呼應。例如舊石器時代開始的時候,石器並無固定形制,維持了一百萬年,然後才發明了「手斧」工藝。然後過了一百萬年以上,才再度發展出新的石器工藝,舊石器時代進入中期。在這兩百萬年之內,人類從巧手人演仍成直主人,早期智人,到尼安德塔人,腦容量持續的增加。可是腦容量與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

五,最能凸顯腦容量與文化發展似乎不相千的證據一就是尼安德塔人。他們的腦容量與現代人並沒有差異。可逞我們一眼就能辨認出的「人類文化特質」,卻是與我們一樣和現代人一齊出現。

六,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不僅與尼安德塔人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有質的差異,連文化的潢化速率都突然加速了   三萬年之內就從舊石器時代進入了原子,太空,以及電腦時代。比較起來,人類文化史在現代人出現之前,真是「萬古如長夜」。
    
     那真是一個長久困擾人類的謎,在六十年代未期,第一個發展出嶄新進路解答上述問題的學者,是李伯曼。他的出身背景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工程博士及布朗大學的語言學教授,而不是人類學。他認為人的說話能力影響著人的認知演化。是造成人與大猿的文化洪溝的主要成因。人類的發聲道在哺乳類中,是個例外,而大猿的發聲道與其他哺乳類的基本上構造非常相似。李柏曼推論:不管人類的大腦怎樣演化,要是沒有適當的發聲器官,人就無法說話,溝通會變得沒有效率,無法在短時間交換資訊與交流思想,成為文化發展的絆腳石。

     就此,我想繼續推演下去,中國與歐洲在近百年來的文化差異,中國無論在科學發展,文化上都遠遠落後於歐洲社會這些議題一直是迎代文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家所熱衷探討的,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就嘗試帶出中國人的弊病,可惜那不是事實的全部。最重要的弊病在於「溝通」,這便說明了一點,交通越發達的地區越容易誕生文明,這點獧是可以肯定的,其中我可以舉出一例,為甚麼中南非一直沒有出現先進的文明,猿在這裡進化成智人，說明這裡適合人類生存，那裡有海，有河，有平原，有雨林，地貌齊全，具備古代文明萌芽條件，唯一缺的是「交流」,那裏褊佈沙漠,過於封閉，缺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封閉的地區誕生不出任何先進文明的。而歐洲的地理環境正促進了當地文明發展,因那裏褊佈海洋,地中海本身成為一條天然的運河,令當地人的訊息交流更頻繁,交流思想,辯論,帶動了整體文明的進程,中國人是深明此一道理的,但為何仍不及西方呢!我只能歸究為先天的地理環境,遠東這裏可沒有另外一個地中海。
以下和大家說一下歷史及政治因素

      魯迅這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政治評論家,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旗手說過: 「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篡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他說的這個政治因素,不直接就能看得出知中國人保守性格的關係,但你知道文字是溝通的工具,這能很輕易看出這個對中國的文化構成多大影響,可惜在他死後三十年,文化大革命發生了。

      我們常說軍制政治會對文化造成破壞,那是肯定的,因軍隊控制之下,人的溝通備受限制,人們生活在槍口之下,承接整個文章,可見一斑,我們有很多歷史數據,多數圍繞納綷德國這個典型的軍制社會。還有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社會,戰爭的確會促成科技的發展,但日子一久,文化必定倒退。那是很多典型的寵大的軍制社會的弊病,例如羅馬帝國,奥斯曼帝國,而中國不用多說了春秋戰國以後中國多數都在寵大的軍制政權的統治下,文化發展倒很是必然的事。

      歷史只供我們憑弔,放眼現在,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溝通的方式有很大的改進,網際網絡的出現令我們的溝通效率更高,社交網絡更廣,我說網際網絡是造成現代文明的飛躍進步一點也不過分,我們未來的溝通方式要再尋求突破,就能令人類再度進化,趨向烏托邦最終理想社會,那種突破的科技面世為期不遠。只有致力改變人類現行的溝通模式,科技可以再度謀取突破,人類以腦電波交流世界相信為期不遠,介時文字和語言都會成為歷史。

近來我比較熱衷於人工智慧,偶爾有感寫下這篇文章。

達文西睡眠法

達文西是一位刻苦勤勉、惜時如金的人，他創造的定時短期睡眠延時工作法被稱達文西睡眠法（Da VinciSleep），又稱多階段睡眠法，透過睡與不睡的硬性規律性調節來提高時間利用率，即每工作4小時睡15分鐘。這樣，一晝夜花在睡眠上的時間累計只有1.5小時，從而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工作。達文西睡眠法曾在全球造成討論旋風，據說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也採此睡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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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睡眠法 (Da Vinci Sleep)：

多階段睡眠，又稱達文西睡眠法（Da Vinci Sleep）或都市人睡眠法（Uberman Sleep），是一種減少睡眠時間但仍然保證人的充分精神的睡眠方式。簡單來所，多階段睡眠將人類習慣的單睡眠過程分散成多個睡眠週期進行。

由畫壇泰斗達文西創造的，通過對睡與不睡的硬性規律性調節來提高時間利用率，即每工作4小時睡15分鐘。這樣，一晝夜花在睡眠上的時間累計只有1.5小時，從而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工作。 最流行的一種多階段睡眠時間表中，建議你一天睡6次，一次睡20~30分鐘，即每隔4個小時就小睡一次。這表示你一天只睡2~3個小時。 在這種睡眠時間表中，你的睡眠時間也許是2am、6am、10am、2pm、6pm、10pm。每次你只睡20~30分鐘。這個時間表，你在白天和晚上的睡眠時間是平等的，保持每天如此的話，你將維持一個有規律的、獨特的睡眠和工作時間表。

找出合適的睡眠法！
拿破崙、愛迪生真的睡得很少嗎？

　　你應該聽過「拿破崙一天只睡三小時」、「愛迪生一天的睡眠時間大約是四小時」這類與睡眠有關的著名逸事吧！
普通人一天需要睡六～九個小時，只睡三～四小時的人，簡直就是超人。或釵]為他們睡眠少，所以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
　　關於拿破崙和愛迪生的事蹟，眾說紛紜。雖然他們的睡眠時間很短，但根據權威性的說法，拿破崙和愛迪生有睡午覺和假寐的習慣。拿破崙的部下在三更半夜還會接到命令。因此，部下都盛傳：「拿破崙將軍晚上幾乎不睡覺」。實際的狀況是，拿破崙在床上只睡三小時，但騎在馬上卻也能酣睡。拿破崙具有領袖的魅力，他一天總共才睡三小時的逸事，多半是好事者捏造出來的。其實，只要時間允部A拿破崙隨時隨地都會小睡片刻。同樣的，愛迪生躺在床上睡覺的時間也很短，但據說他會睡個午覺或打盹兒。真正說起來，他一天總共睡六～七個小時。
▼擷取分割睡眠的智慧
　　
總結一句話，拿破崙和愛迪生是「分散睡眠的時間」。換句話說，就是本書所要推薦的「分割睡眠」。拿破崙和愛迪生確實是偉人。但造就他們成左漱@個原因是，他們懂得在睡眠下工夫，並且有效利用時間。如果我們也能從拿破崙和愛迪生所實踐的「分割睡眠法」中擷取智慧，當可使人生更豐富多彩，更具有創造性。也釦畯拑L法像他們那樣成就偉大的事業，但至少可以比現在活得更積極。其實，已經實行(或正在實行)分割睡眠法的人，為數不少。李奧納多．達文西就是其中一位。他算是個比較極端的類型，據說他醒來四個小時後就睡十五分鐘，然後再活動四個小時。因此，才能留給世人那麼多的藝術傑作。英國的溫斯頓．邱吉爾首相也是以睡眠少而聞名，他午屨幘葴D睡午覺，屬於分割睡眠派的一員。
　　
以現代人來講，法國總統席拉克的睡眠時間很少，但眾所周知他是不知疲勞為何物，精力旺盛的政治家。然而，席拉克總統一上飛機或座車，馬上就睡著。他也建議週遭人，午屨廕犮i能睡個午覺。
　　拿破崙是一天只睡三小時的代表性人物 根據傳記的記載，拿破崙將一次的睡眠時間縮短。時下相當多的人，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他們都是以拿破崙為學習榜樣。不過，拿破崙一天的睡眠時間並非僅有三小時。
　　國內有些政治家、演員都工作到很晚，睡眠時間極短。可是，他們通常會在車內或飛機上，以及短暫的休息時間內小睡片刻。就像這樣，很多人雖然睡眠的時間縮短，但卻能增加假寐的時間，過著充滿幹勁的積極人生。這些人不見得是有目的地實行「分割睡眠法」，但我認為此處正隱藏著使人生變得更豐富的線索。你要不要在一天的預定行程表中，試著加入「分割睡眠」的項目？

---黃金時間使人生更為多采多姿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平成十二年保健福祉動向調查)，一天的睡眠時間為七～八小時的人佔大多數，有28.4%。其次是六～七小時，佔28%。再來是八～九小時，佔18.8%。睡六～九個小時的人，佔整體的75%。
　　不過，從這份調查報告看來，無從得知六～九個小時是一次睡足，還是分開來睡？即使總睡眠時間相同，但有人晚上只睡數小時，下午再睡午覺來補眠。也有人因為工作上的關係，無法規律地睡眠，而必須分好幾次睡。由於睡眠方式不同，就算是睡眠的時間相等，實際上卻有很大的懸殊。
　　思考睡眠的問題時，最重要的一點是「睡眠的目的何在？」睡眠的目的可分為很多種，如：「為了去除疲勞」、「為了讓頭腦休息」等。然而，更直截了當來說，應該是「為了有效地度過醒來的時間。」
　　如果有效度過醒來的時間，自然就能睡得更深沈、更舒服，同時亦可提高活動和睡眠的品質。在活動與睡眠相得益彰之下，可使整體生活充實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提高「生活與生命的品質」。睡眠的目的在於有效利用醒來的時間，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觀點。為此，不可拘泥睡眠的「長度」，而應好好思考睡眠的「品質」和「方法」。不管是一次睡足或分成數次睡，重要的是何者能更有效地利用醒來的時間？本書推薦的「分割睡眠法」，是我從醫學觀點和個人體驗得來，可讓我們在醒來的時間內過得更有效率！

明白分割睡眠法的內容
　　
所謂分割睡眠法，就是將一天的睡眠時間分成數次的方法。如果一天需要睡八小時，就不要一次睡完，不妨分成五小時和三小時，或分成六個半小時和一個半小時來睡。
　　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實行分割睡眠法，最著名的是拉丁語系的國家。眾所週知，拉丁語系的國家將午睡的時間予以制度化，稱之為“siesta”。這些國家的人民會在午屨廕峇ｬ惟峊薿均C國人去義大利或西班牙旅行，下午想逛街卻發現商店的門窗緊閉時，可能會覺得很掃興。對於不得不努力工作的日本人來講，此習慣真是令人羨慕得不得了。“siesta”確實是非常合乎自然規律的制度，午屨寣A難免會想睡覺。因此，睡午覺是身為生物的自然行為。拉丁語系國家將生物的自然行為，巧妙地予以系統化。拉丁人之所以爽朗、樂天，未嘗與“siesta”無關。午屨寣A如果能稍微睡一下，藉此恢復活力，從下午到晚上，就可以精神奕奕地工作。

---睡午覺可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有一份報告指出：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午覺，可以增進下午工作的專注力和判斷力，提高20%的生產力。國內的上班族，白天當然無法像拉丁語系國家那樣睡兩、三個小時。但只要願意，就可在午休時間內睡二十分鐘的午覺。通勤途中或休息時，也不妨小睡片刻。具體的方法在後面的章節中，會有詳細的說明。在這裡，先介紹一種：早上三點起床，大約有兩小時寧靜的時光，可從事自己的嗜好或看書。五點起，再睡兩個鐘頭到七點，然後準備上班。假日時，可在家睡兩個小時的午覺。有在長途電車上看書習慣的人，一定要小睡片刻後再看。總之，一天不只睡一次，而是有意地睡兩次以上，就是所謂的「分割睡眠」。

---分割睡眠為何有益？
　　
那麼，為何分割睡眠對我們有益？第一個理由是，剛睡醒時，是令我們覺得非常舒適的時間。此時，身體和腦部已經得到休息，因而渾身清爽輕鬆。如果能將這段舒適而具有生產力的時間，用來從事自己最重要的事，想必我們的人生會與現在大不相同。這段時間，我稱之為「黃金時間」，而我特別重視「第一睡眠(晚上第一次就寢的四～五小時)」後能隨意支配的時間。一天只睡一次的話，很可惜就只有一次黃金時間。可是，如果分成兩次睡，就可獲得兩次的黃金時間。如此一來，必然能使人生更為多采多姿。可得到多次的黃金時間，是分割睡眠的第一個優點。分割睡眠法是在真正感到疲勞之前就去睡覺，因此醒著時不太會感到疲倦，這是分割睡眠的第二個優點。任何物體經過長時間使用後，一定會疲乏、消耗。比方說，機械不停轉動，運轉情況就會慢慢變差，潤滑油也會用盡而使得摩擦加大，長期不斷使用，磨損就越快速。因此，機械在使用一定的時間之後，必須暫時停機加油保養。
　　
人體和腦部的情況也相同。身體長期不停使用，就會疲勞。使用的時間越長，疲勞感增加得就越迅速。早上六點起床到晚上十點就寢，十六個小時醒著，與熬夜到翌日晚上十點，四十個小時醒著的疲勞感完全不同。熬夜到翌日，再一連睡兩天，也無法輕易去除疲勞感。你我都明白：不睡覺超過一定時間後，疲勞感就會大增。最不讓自己感到疲勞的方法，就是在有點疲倦時提早休息。不要長時間持續活動，活動了一定程度後就要休息。這樣，必能完成較多的工作量，也更能發揮創意，更有效率地學習。動物大多採取這種模式。只要沒有危險，動物都是睏了就睡，尤其是白天，通常會在樹蔭下睡覺。類似微醺感的倦怠產生時就睡覺，是生物最自然的行為。分割睡眠法是在真正感到疲勞之前，當甜膩的倦怠感從心中升起時就去睡覺。也就是說，「不讓自己疲累」是分割睡眠的第二個優點。

梁生(CY)秘聞

(俠查書友離奇死亡事件)

感謝林超英先生的提供（前香港天文台台長, 香港氣象學會前主席, 中國氣象學會和中國鳥類學會前理事, 皇家氣象學會榮譽會士, 英國特許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榮譽會士, 特許氣象學家, 香港大學名譽院士）:

認識梁振英，因為大家都是英皇仔。我讀中六那年，他才是中一生，沒機會互相認識，但我卻好記得這個小師弟，皆因他樣子古怪，像個古代人。聽CY 的事跡都是畢業後，書院裏有件怪事一直被廣傳，是關於一個英皇書友的死。他是CY 的學長，跟母親說下樓買早餐，竟一去不回在街上離奇死亡。警方判斷為自殺事件，蓋棺結案，但CY 和一眾同學對書友的橫死有頗大存疑，於是，當時在仲量行工作的CY，公餘花了很多時間和氣力去追查事件，為的，是幫過世同學的母親找回一頁真相一個說法。當然CY 終究不是福爾摩斯，最後由裁判庭定為「死因不明」，但卻看出這個「古代人」，原來真有點俠義心腸。

(開車獨闖天水圍城)

這俠客後來走進了天水圍。有一陣子，天水圍被冠以「悲情城市」稱號，慘劇接二連三發生，天水圍城彷彿跟人生死胡同劃上等號。CY 卻領著他的專業聯盟，主動走進天水圍，選了幾百個中五學生，由各專業人員帶領下，走出圍城，步進中環，讓孩子看看，未來，不一定要沿著上輩軌跡做綜援戶，看看人家做律師的怎樣工作、做測量是什麼一回事、做會計要有何裝備最重要，是讓這群足不出天水圍的孩子，看到社會階層原來還有向上流動的希望。幹這些事，著數欠奉、光環欠奉，記者不會理、報紙不會報、梁生沒說、也沒錢收，除了因為俠義仁心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有人說CY得罪權貴, 某程度上, 也許是對的。譬如，他過去為陪家人，絕少應約出席晚間應酬，但與書院有關的一些蚊型活動，如學校嘉年華、畢業主禮之類，他從不推辭。權貴看來，這不是「唔俾面」是什麼？但在我眼中，卻看到他的念舊、他的有情有義。我是天水圍一間小學的校董，我曾膽粗粗找當時已貴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CY 做畢業禮主禮嘉賓，那回，他又一口應允。大家大安旨意以為以他這種身份該有司機直接送他來，所以校方只提供地址，沒付上開車地圖，更沒詳加解說。沒料到，CY 原來晚上會盡量讓司機休息，當天單人匹馬開車前來。天水圍的路到處一模一樣，CY 一進城就迷路。結果，向來準時的他那天遲到了。看到這位尊貴客人馭著軚盤、風塵僕僕、一臉歉意趕到學校，汗顏的卻是我們。

這些年，我跟不同職級官員、局長、副局長打交道，漸漸發現，在上位者有部份已是「擺款」擺到脫離群眾，一個官階，就是高人一等，就可氣指頤使。我支持梁生是因為直至這一刻, 我對他仍未有這種感覺，他仍是一個有情有義, 不忘本,對貧苦弱勢有真心關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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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分享一篇文章

(闖淘大死城)

感謝葉興國先生提供（淘大花園互委會主席）

2003 年沙士事件，淘大花園成為人跡罕至的重災區，那段死城故事，歷歷在目。好記得，3 月26 日沙士爆發，3 月31 日E 座封樓，4 月1 日隔離居民。的士司機避開不敢進淘大，高官議員不敢來訪。這裡成了鬼域，水靜鵝飛。沒想到，就在4 月尾，CY 竟主動帶著一班專業人士前來，直入災情嚴重的E 座範圍，以他的專業為居民解決浴室地台去水渠傳播病毒的問題。經過親身視察，再跟我們詳細商討，CY 立刻為我們籌了七十多萬，幫助全棟E 座更換全新設計的隔氣。我曾直率地對新設計提出批評，沒想到CY 聽後，立刻改善設計方案。這種「容得下」的胸襟、有勇有謀的做事態度，讓我們深深感動。事過境遷，如果我們不說，CY 來過沙士死城一事，根本無人知曉、更無記者報導過。

「CY 做事，不為曝光、不為選票，純粹是掏心為
百姓。」葉興國先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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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生淵)

梁振英先生訪問 : 肥媽私房菜 - 星級到會(2009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mykskxs-w&feature=player_embedd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iFgFAZ2I0w&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qMnwSnaS-Q&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jCf2UA2CCQ&feature=related

美國新國際戰略與中國計謀對弈

蘇聯解體後，美國提出了在全球範圍內打贏兩場戰爭的國家戰略，美國之所以會如此自信，很大原因是基於解體後的俄羅斯國家實力下降及美國國家實力的提升。解體後的獨聯體不僅不能跟俄羅斯同心，而且還成為俄羅斯的敵人，紛紛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北約，同時，​​俄羅斯國內的經濟在惡化，國家軍事實力也在下降，雖然俄羅斯仍然對美國保持著戰略威懾實力，但總體實力方面已經難以與美國抗衡。
經濟上, 而美國借助信息產業的發展，其經濟實力達到了歷史的巔峰，在國際政治、軍事上，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世界發達經濟體無不追隨其步伐。軍事上，美國更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獨一無二的全球定位系統，11艘航母編隊，攻防兼備的戰略戰術導彈及導彈防禦系統，隱形的F22戰機及B-2轟炸機，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及軍事盟友，充足的軍費（美國軍費是世界其它前十位國家軍費的總和），以這樣的實力，別說對付一個小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就是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大國都抵擋不住美國滾滾的戰車。
然而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上卻失敗了, 我們說，軍事是為政治服務的，軍事上的成功如果達不到政治上的目的，那麼這種軍事上的成功依然是失敗的。美國進攻伊拉克、阿富汗目的是為了最終拿下伊朗，進而完全控制中東，掐住中東通往東亞的陸路，憑藉其強大的海軍，無疑就掐死了東亞的中國和日本，這樣不僅等於控制了世界的能源，也控制了世界的製造中心------東北亞的中日韓。試問，如果美國一旦成功，美國的世界霸權誰能撼動？然而，強大的美國為何達不到上述的目的呢？
首先，美國最堅定的盟友歐洲背叛了美國的伊拉克政策，雖然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對內獨裁濫殺無辜，對外侵略科威特，但，即使對這樣的一個違反人權，對這樣一個濫殺無辜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總統，歐洲人堅定地維護了主權高於人權的國際法則。歐洲人對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扎伊總統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而這說明，歐洲所謂的人權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按照其政治目的，因此，一會兒人權高於主權，如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一會兒主權高於人權，如伊拉克、巴林）歐洲背叛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因為美國控制了中東石油，同樣也掐住了歐洲的利益。只有英國緊隨美國的伊拉克政策，因全世界的石油期貨中心在美國的紐約和英國的倫敦這樣明顯的利益關係作祟。但始終缺少歐洲的支持，美國侵占伊拉克失去了合法性，雖然軍事上取得了成功，但政治上卻失敗了，美國最終無功而返。
其次，在阿富汗，雖然政治上美國勉強以反恐的名義取得了戰爭的合法性，但這次剛好反過來, 政治上合法,但軍事上的失敗了。美國為首的北約軍隊在阿富汗陷入了阿富汗人民戰爭，因為，阿富汗的塔利班原本就是合法政府，代表著部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西方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推翻了塔利班的統治，將塔利班由執政者推向反政府武裝，北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代替傀儡的阿富汗新政府剿滅代表部分阿富汗人民的塔利班力量。美國與其盟友同心協力還難以在阿富汗取得勝利是因為北約在阿富汗的政治目的與其軍事目標是不一樣，北約在阿富汗的軍事目標是打擊基地組織極其支持基地的塔利班，而政治目標則是控制阿富汗從而長久立足阿富汗，進而掐死西亞通往東亞的陸路,和伊拉克戰爭的發動目的一樣。美國打掉了塔利班, 失去了軍事目標，那麼美國在阿富汗就失去了合法性，不能長久立足於那,始終得撤走, 而軍事目標又不是美國真正的政治目的，因此，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根本就沒有勝利的一天，因為勝利就意味著結束，也就意味著政治目的的失敗。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伊拉克戰爭是由於利益的不一致而造成美國與盟友的分歧，使其戰略目標失去合法性而難以達成；而阿富汗戰爭是由於戰略目標（政治目的）與戰術目標不一致，而難以達成戰略目標。實際上，無論是伊拉克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都是以人權高於主權而發動的戰爭，因此，客觀上都是違背國際準則的，因此，這兩場戰爭都得不到戰爭國民眾的支持，這是這兩場戰爭失敗的最大原因。
美國在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失利後，終於調整了戰略，將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改為打贏一場戰爭同時遏制另一場戰爭。如何理解這句話，應該不難，難的是美國是如何利用這種戰略的。 2011年以來，美國調整了全球軍力部署，聲稱將重返亞洲。很多專家和學者對美國的戰略調整真假和意圖進行了很多的猜測和猜想，無論是歐洲國家還是亞洲國家，基本觀點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真正意圖是針對中國。如果美國的真正意圖是針對中國的話，那麼美國就是犯了戰略上的重大錯誤；如果美國的真正意圖是圍魏救趙（圍中國，打伊朗）的話，因為中東也屬於亞洲,那麼美國最終的意圖控制中東。　為什麼說美國重返亞洲針對中國是犯了戰略上的最大錯誤？
首先，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中國）根本不能遏制中國的發展，因為中國的發展不是靠霸權，更不是靠燒殺搶劫，而是靠和平發展，靠公平有序的競爭，靠互利合作，更是靠和平發展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而美國聲稱要保護盟國的利益，保護亞洲國家的利益，若以此目的的話，這恰恰是為了維護東亞、東南亞的穩定的大局，營造的正是中國求之不得的和平環境。美國的介入，平衡了亞洲的軍事實力，打消了亞洲其它國家對中國的顧慮，這對中國不是有害，反而是有利。亞洲一些國家借助美國重返亞洲，而跟美國眉來眼去，很大程度是為了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而不是真想成為美國的梢頭兵，美國大張旗鼓地重返亞洲不過是給他人做嫁衣妝而已。中國對此，完全可以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美國重返，只是美國願意當別人免費的保安?這是亞洲國家應該考慮的問題。
其次，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中國）不能達到圍困中國的目的，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軍事上，甚至經濟上。政治上，中國秉持睦鄰友好、互利共贏、互不干涉的原則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即使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也是秉持協商解決，甚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和平解決辦法來解決領土問題，而不是憑藉自己的實力軍事解決。軍事上，連美國都忌憚中國的打擊能力，周圍國家更不願意將中國變為自己的敵人而引來戰爭之災，即使有美國的挑唆、即使有美國的保護。相對與一場戰爭給國家帶來的滅頂之災，無論是釣魚島還是南海爭端，都不足以讓周邊國家與中國發動一場可能導致其國家滅亡的戰爭。經濟上，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經濟的緊密性、互存性、共贏性都在加強，經濟的合作和規模都在赶超甚至超越美國，中國經濟若遭美國圍困，周邊國家則一損則損。因此，美國自己怎麼想是一回事，真正符合他國意願又是另外一回事。
再次，美國重返亞洲能夠使用的政治、經濟手段並不多，而主要靠的是軍事手段，包括銷售武器、聯合軍演、軍事結盟、軍事基地，這些手段看似對中國形成了一有效的弧形包圍圈，從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新加坡、印度，而實際上，這些國家之間很難形成共同針對中國的戰爭，即使有，這些國家有強有弱，而且彼此相隔甚遠，面對中國強大的進攻能力，保護自己尚且不及，想首尾相顧，互相救助恐難以實現。美國人想以這些國家當作碉堡，而美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和空軍力量作為機動力量，組成強大的兵團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之間，打一場針對中國的圍殲戰。這種戰法，歷史上有過的，解放戰爭時期，中原戰場美國軍事顧問團給國民黨出的主意就是這樣，中原各城市成為一個又一個點，像碉堡一樣，等待解放軍一個點一個點去拔。可結果呢，粟裕將軍卻不按美國人的棋法走，而是攻其一城，卻在來援的路上設伏，圍殲來援的敵人，這就是著名的“圍城打援”。國民黨吃盡了這場戰役的虧，以至於後來凡是城市被圍，救援的人總是在路上磨蹭，唯恐中伏的，因此，這些城市成了孤立無援的孤城。所以說，這些弧形圈的國家和地區如果想成為美國圍困中國的一顆棋子，就要想想，自己會不會變成孤立無援了，而美國人要明白的一點是，圍城打援的精華不是圍城而是打援。
還有，中國並沒有將中國周邊國家列為敵人，也沒有採取軍事高壓或軍事手段欺壓周邊國家，而周邊國家非要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美國的話，誰也阻擋不住。就比如韓國，韓國人自以為生活水平比朝鮮高，而且有美國保護，經濟上受益於美國頗多，然而，朝鮮半島卻成為了全亞洲的火藥桶，美國山姆大叔嘴裡叼著雪茄，朝鮮人手裡拿著火柴，隨時有點燃的可能。原本朝韓雙方有望解決的朝鮮半島問題，卻由於美國60年的軍事高壓，硬生生地逼朝鮮搞出了核武器，請問韓國，你們解決朝鮮半島問題還有自主權嗎？同樣，中國也沒有將美國列為敵人，甚至在很多方面，中國甚至還是美國可依賴的對象，然而，美國卻費勁心機要將中國打造成美國的敵人，為何如此？美國人自然是認為蘇聯解體是冷戰的結果，因此，簡單地認為冷戰適合於解決中國問題。可問題是，中國不是蘇聯！第一，中國並沒有像蘇聯一樣是個多國家組成的聯盟；第二，中國發展的跡象並沒有顯現霸權的跡象；第三，中國與全世界的國家，哪怕是有歷史宿怨甚至一門心思想圍困中國的國家都保持著正常的政治、經濟、人員來往；第四，中國即不謀取地區霸權也無稱霸世界的野心。
最後，中國人抱待的不是你不仁我就不義，中國人歷史上就是以德報怨的民族，中國不曾侵略別人的國家，也不曾被別國征服。因此，如果將中國列為敵人，將中國逼成敵人，最終導致兩敗俱傷，那將是美國最大的錯誤。而如果中國不是美國的敵人，卻用自己重中之重的力量來防衛中國，那更是抵消美國實力，而使美國最終走向衰弱，那更是美國錯中之錯。從美國最近一些軍事調整，比如，計劃將沖繩的美軍部分移到關島，甚至將關島的軍事基地移至夏威夷基地來看，美國在亞洲更多是軍事退卻。這並不是因為美國的軍事戰略的調整，而更多是因為中國軍力的提升。相對於第一島鏈的基地，美國確實是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要在第一島鏈打一場圍殲中國的戰役，無論是戰爭能力還是戰術方法來看，美國都沒有必勝的把握，第一島鏈的軍事目標卻完全暴露在中國的火力範圍之內，這是美國向第二島鏈退卻的根本原因。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所謂的重返亞洲的部署，更有可能是一種圍魏救趙。即高聲喊要圍中國，實際上想打伊朗。這看起來很符合美國的新戰略, 但美國已明白這不可行了,不然要中計了,中國這披上羊皮的狼, 美國要圍中國的話,中國就有利益了。最終火頭到了敘利亞這個小國上,最可能是圍敘利亞,打伊朗。
首先，美國人敢打伊朗的話十年前就該對伊朗動手了，而不是伊拉克。伊朗與伊拉克、利比亞不同的是，伊朗政權合法且穩定，尤其是政教有效結合，民眾凝聚力強，美國進攻伊朗只會使自己陷入侵略伊朗的泥潭而最終更會導致自己的衰落。
其次，即使擁有伊朗發展核武器的充分證據，美國也無合理的理由進攻伊朗，因為，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鮮都有核武器。而一旦一個國家真正擁有核武器，對其動武的可能性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並不是對他國增加了威脅，而更多的是增加了本國防禦的資本，因為對於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對他國使用核武器的，對其本國的威脅大於對他國的威脅。因此，對伊朗是否擁有核武器，除了以色列外，別的國家是不怎麼真正關心的，尤其是歐洲。
還有，對伊朗喊打而不真正向伊朗動武，這是符合美國、阿盟及俄羅斯利益的，因為石油價格因此上漲。而美國要逼迫歐洲跟隨美國製裁伊朗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伊朗是用歐元對其石油進行結算的，歐洲制裁伊朗不僅效果大，而且也能達到打擊歐元的作用，但歐洲人不會自斷其路, 美國與歐洲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利比亞問題上政治交易而已，尤其是與伊朗有重大石油利益的都是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
最後，相對伊朗而言，敘利亞小而弱，且政權基礎出現了危機，拿掉敘利亞現政權，確實是美國一石三鳥之策：便於孤立伊朗；解除敘利亞對以色列的威脅；除掉俄羅斯在中東的唯一基地。敘利亞問題，與其說是要推翻現政權，不如說，是西方以及阿盟都希望將中東之亂引入敘利亞、止於敘利亞。
美國人認為控制了中東，就控制了世界能源；控制了亞洲，就控制了世界。當這一切都達不到的時候美國就火中取栗，亂中取勝。全世界亂了，美國的經融危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阿拉伯世界一連串的革命、西亞的伊朗危機、中亞的阿富汗反恐行動、東亞的朝鮮半島危機、東南亞的南海危機。全世界都妥協了，歐洲人妥協了製裁伊朗、阿盟妥協了製裁敘利亞、東盟妥協了南海會議、日韓妥協了美韓、美日軍演。
現在全世界都將壓力都放在中國和俄羅斯身上，希拉里在中俄否定敘利亞制裁決議後就對中俄說三道四。

中印均參與世界最大望遠鏡製造計劃

                                                                                    TMT望遠鏡允許天文學家觀測到大約130億光年以外的太空區域，研究宇宙的早期形態

1月17日消息，中國和印度均已參與夏威夷30米望遠鏡的製造計劃。在這個十年完成製造時，30米望遠鏡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據悉，這架望遠鏡的製造成本預計超過10億美元，中國和印度將承擔部分成本，同時分享觀測時間。
30米望遠鏡將建在夏威夷莫納克亞山頂部，是中國和印度參與製造的第一架先進望遠鏡。中國國家天文台天體物理學教授毛樹德(Shude Mao，音譯)表示：“對於中國來說，這將是一次巨大飛躍。”
30米望遠鏡的分塊式主鏡直徑接近100英尺(約合30米)，觀測範圍將是當前世界上最大光學望遠鏡的9倍，所拍攝影像的清晰度是後者的3倍。 30米望遠鏡簡稱“TMT”，將觀測環繞其他恆星運轉的行星，同時幫助天文學家觀測正在形成的新行星和恆星。此外，這架望遠鏡還允許科學家觀測到大約130億光年外的太空區域，了解宇宙的早期形態。
2009年，中國以觀察國身份參與這項計劃，2010年，印度也參與其中。現在，兩個國家都是TMT項目的參與者，派代表進駐TMT項目管理委員會。此外，日本也參與了這一項目。在莫納克亞山，日本擁有自己的大型望遠鏡，口徑8.3米的蘇巴魯(Subaru)望遠鏡。 TMT可能無法在長期內保留世界最大望遠鏡頭銜。歐洲國家正計劃製造歐洲極大望遠鏡，口徑達到42米。
毛樹德指出中國天文學家希望利用TMT望遠鏡研究系外行星的起源、黑洞、暗物質以及暗能量。中國擁有很多優秀的理論天體物理學家，這架望遠鏡能夠幫助中國在觀測方面取得長足進步。